武汉都市发展区职住空间和通勤特征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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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都市发展区职住空间和通勤特征研究武汉都市发展区职住空间和通勤特征研究 刘稳,黄正东,彭明军,周海燕 摘要:中国许多大城市处于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的背景下,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关系正发生明显变化,职住空间的合理布局成为城市规划考虑的重要课题。研究基于武汉市社保数据,利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通过构建涵盖通勤距离、平衡性以及通勤流向的职住指标体系,测度武汉都市发展区的职住空间和通勤特征。研究发现:武汉都市发展区职住空间总体匹配较好,但不同区域职住空间分异明显;主城区职住空间匹配较好,六个新城组群职住分离较为严重;主城区是就业和居住的集聚区,跨江通勤十分显著,而新城组群的双向交叉通勤较多且通勤距
2、离较长。关键词:社保定位数据,职住空间,职住空间特征,职住空间匹配,武汉都市发展区 1 引言 就业和居住是城市的重要活动,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研究内容,因而如何合理地安排职住空间结构成为城市规划关注的问题。在当前制度转型和空间重构的背景下,职住空间均衡成为国内大城市努力探寻的“理想状态”。一般认为,职住平衡是指在一个城市的所有区域内,就业集中地附近就有足够的住房满足就业者居住,反之亦然。同时,该区域的住房价格及其他条件应符合当地就业者,特定区域的就业与居住越平衡,就业者就能居住在离工作地更近的地方,其通勤距离也就会变得更短1,2。职住空间均衡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华德田园城市
3、等西方规划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许多大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急剧增长,给城市环境、城市效率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带来了诸多问题。为疏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在 20 世纪后半叶,以英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掀起了新城建设的热潮,而“自给自足,职住平衡”成为新城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美国城市蔓延、郊区化等空间重构造成的弱势群体难就业、居民远距离通勤及空气污染加重等问题,引起众多学者对职住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Kain(1968)就提出空间错位理论3,继而引发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对少数族裔、女性、低收入人群等弱
4、势群体的职住空间错位现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 41271396)与武汉市国土资源与规划信息中心数字城市联合实验室项目共同资助。影响因素等内容的关注4-6。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了职住问题研究的热潮,官方统计调查数据的详细和便捷获取,为大量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住空间均衡性的测度1,7-9、职住空间匹配对城市通勤的影响10-14及造成职住空间分离的影响因素15-17等方面,业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城市信息管理要求的日益提高,基于位置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的大数据为职住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
5、角,并与 GIS、VR 等信息技术手段和空间统计方法相结合被广泛用于职住空间及城市通勤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匹配居民通勤需求管理和社会政策的制定18-20。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较为滞后,开始于 21 世纪初,主要侧重于职住空间匹配的理论综述与经验总结21-23、职住空间匹配的实证分析24-26及职住分离与居民通勤行为研究27-29等方面,研究区域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大城市,研究数据主要源于人工问卷调查或交通调查等。由于职住问题研究需要大量个体资料的支撑,而广泛采用的社会调查数据存在样本量小、全面性不足等问题。虽然已经有利用社交媒体、通讯和公交刷卡等大样本数据展开的职住研究探索,但其中对
6、于居住与就业空间位置只能采用推算来获得。本文基于武汉市社保全样本精确定位数据,研究都市发展区的职住空间结构及潜在通勤特征,为武汉都市发展区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职住平衡指标构建职住平衡指标构建 2.1.1 通勤距离测度 对居民而言,职住空间均衡追求的是较短的通勤距离和较少的通勤时间。对于通勤距离的测度,学者们普遍采用的是居住地平均通勤距离,即居住在某一特定空间单元内所有就业者通勤距离的平均值。在居住地平均通勤距离的基础上,增加另一指标就业地平均通勤距离,即工作在某一特定空间单元内所有居住者通勤距离的平均值。前者反映居住者的就近工作状况,后者反映就业者
7、的就近居住状况,二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空间单元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而合理的通勤距离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国外学者 Livingston(1989)曾提出距离工作地 9.7km-12.9km 是合理的30,Deakin(1989)也曾提出 4.8km-16.1km 合理通勤距离标准31,Peng(1997)则提出把平均通勤距离作为合理的通勤距离9。实际上,不同区位的地域在人口和岗位密度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平均通勤距离差异也较大,因而还可以根据区位去选择不同的合理通勤距离。2.1.2 平衡性测度 职住空间平衡性的测度一般包括数量平衡和质量平衡两个方面,数量平衡反映特定区域 的就业岗位和常住人口
8、的数量匹配程度,而质量平衡则反映个体的居住地与就业地在空间上是否临近,二者结合可以更科学、更真实地反映职住空间匹配特征。数量平衡可以通过相关指标进行测度,最简单、常用的是就业家庭比率指数(以下简称“职住比”),即在一个地理单元内的就业岗位与家庭户数的比值1,8。但该指数的假设条件是在一个研究区域内每户家庭只有 1 人就业,当职住比为 1 时,该区域绝对平衡;当职住比大于 1 或小于 1 时,则意味着该区域处于失衡状态。由于没有绝对的平衡,有学者认为平衡指数介于 0.75-1.25 就是平衡的32,而有学者认为介于 0.8-1.2 即是平衡的1,还有学者对我国中部中等城市进行研究,认为平衡指数介
9、于 0.9-1.1 是平衡的33。在实践中,我国城市家庭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家庭双职工现象越来越多,对职住比产生了较大影响。本研究根据我国其他城市的研究经验,构造反映平衡性的职住比,即一个特定空间单元内就业岗位数与就业人口数的比值。理论上,当该比值接近 1 时,表明该区域就业与居住相对均衡;当比值大于 1 或小于 1 时,表明该区域职住匹配失衡1。根据我国大城市相关研究经验确定,职住比大于 1.2,则该区域为就业导向型,该比值介于 0.8-1.2,则为相对平衡型,该比值小于 0.8,则为居住导向型。数量平衡可以反映特定空间单元内就业机会与就业人口的比值,当比值为1 时,只是表明研究区域的职住关系
10、具有均衡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是由本地居民所占的工作岗位占该单元内全部工作岗位的比重所决定的1。即使数量上表明就业和居住是平衡的,也不能反映该空间单元内就业人口就必然居住在这个区域,因此很多研究进一步从质量平衡方面进行测度。质量平衡采用独立指数这一指标,反映在某一空间单元内居住且工作的“自给自足”程度。一般来说,独立指数是指在特定空间单元内居住且就业的人数与总就业人数的比值,然而以行政区内的职住比和独立指数作为职住平衡的测度指标,仍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34。居民的就业与居住不在同一空间单元内,并不意味着通勤距离远,居住和就业岗位恰恰在行政界线临近两侧是很常见的情况;居民的就业与居住在同一空间单元内
11、,也并不意味着就业与居住临近,因此以弹性的居住地通勤距离为测度依据是较为科学的方法。本研究构建新的独立指数作为质量平衡测度指标,并定义为在特定空间单元内低于居住地平均通勤距离的就业人口与本单元内总就业人口的比值。该比值越高,表明本地居住且本地就业的程度越高,区域的自足性也越好;反之,则区域的自足性越差。2.1.3 通勤流向测度 为进一步了解职住空间匹配的内在通勤流向特征,本研究采用外来通勤率、外出通勤率以及通勤 O-D 来测度通勤流向状况。外来通勤率,定义为某一空间单元内外来就业人口与 本单元内总就业人口的比值,该比值越高,说明就业职能相对越突出。外出通勤率,定义为某一空间单元内外出居住人口与
12、本单元内总居住人口的比值,该比值越高,说明居住职能相对越突出。此外,外来通勤率和外出通勤率还可以反映不同空间单元内单向通勤或双向交叉通勤的程度。2.2 数据来源和处理数据来源和处理 2.2.1 研究区域 武汉是国家级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城市,也是我国中部地区承载国家和区域职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其不仅有着“两江分割、三镇鼎立”的独特地理空间特征,而且也具有中部地区典型大城市发展的城镇化特征。截至 2014 年末,武汉市常住人口共有1040.09 万人,就业岗位(不含个体经营户)共有 418.78 万个,国土面积为 8494km2。而作为武汉城市功能的主要集聚区和城市空间的重点拓展
13、区都市发展区,常住人口有 847.46 万人,占全市的 84.5%,就业岗位有 365.25 万个,占全市的 88.3%,总面积 3261km2。在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中,武汉都市发展区被划分为 1 个主城区和 6个新城组群的“1+6”空间发展结构。其中,主城区是城市核心,重点培育和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承担着湖北省及武汉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中部地区生产、生活服务中心的职能,容纳有 478.93 万就业人口,266.26 万个就业岗位;六个新城组群是城市空间拓展的重点区域,依托对外交通走廊组群式发展,承担着疏散主城区人口、吸纳区域农业人口等
14、职能,容纳有 169.41 万就业人口,98.99 万个就业岗位。为研究主城区内部的职住空间特征以及跨江通勤状况,将主城区按照“武汉三镇”形制进一步划分为与新城组群尺度合适的武昌、汉口、汉阳三个片区(图 1)。图 1 都市发展区就业人口数量和就业岗位数量分布 2.2.2 数据获取和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包括统计数据和社保数据两部分。统计数据是指基于普查区的 2014 年武汉市人口统计数据和 2013 年第三次经济普查经济单位数据,用于职住空间数量平衡的测度。社保数据是指 2014 年武汉市社会参保数据(包含居住和就业信息),用于职住空间质量平衡、通勤距离以及通勤流向的测度。社保数据数据处理过程如下
15、:(1)运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将社保源数据的就业信息与经济单位点位数据进行空间关联,并按照适龄就业人口标准(19 岁-59 岁)筛选得到居住和就业匹配数据;(2)对居住和就业匹配数据进行就业信息判重、筛选,得到居住与就业一对一的匹配数据;(3)利用武汉市空间单元数据、建筑信息数据及路网数据与 ArcGIS 中的 ArcEngine 相结合求解得出居民潜在最短通勤距离,并通过空间叠加得到都市发展区范围内的 158 万居民个体点对数据。3 武汉都市发展区职住空间特征 研究从通勤距离、平衡性以及通勤流向三个方面测度武汉都市发展区职住空间特征和通勤状况得出,武汉都市发展区居住地和就业地平均通勤距离
16、分别为 11.3km 和 10.9km,职住比为 0.56,独立指数为 0.62,由于选取的是居住在都市发展区内的个体数据,因此外来通勤率为 0,而外出通勤率为 1.02%(表 1)。表 1 武汉市都市发展区各区域职住空间特征 圈层 区域 通勤距离 平衡性 通勤流向 居住地平均 通勤距离/km 就业地平均 通勤距离/km 职住比 独立指数 外来通勤率/%外出通勤率/%主城区 武昌 10.0 10.4 0.56 0.79 30.2 40.2 汉口 7.8 9.8 0.54 0.88 49.4 30.7 汉阳 8.9 12.1 0.57 0.83 64.5 57.1 均值 9.0 10.4 0.5
17、6 0.83 14 6.2 六大 新城 组群 东部 25.2 15.6 0.47 0.35 59.9 69.4 东南 15.7 15.6 0.59 0.54 65 66.9 南部 22.0 14.9 0.37 0.28 53.9 75.9 西南 23.1 20.8 0.92 0.39 69.1 87.3 西部 14.9 14.4 0.72 0.60 50.7 71 北部 22.7 15.1 0.53 0.27 59.9 82 均值 19.3 15.5 0.58 0.45 46.7 68.3 都市发展区 11.3 10.9 0.56 0.62 0 1.02 3.1 通勤距离特征通勤距离特征 武汉
18、都市发展区通勤状况总体较好,不同区域通勤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从不同圈层看,主城区居住地和就业地通勤距离分别为 9.0km 和 10.4km,均小于都市发展区相应平均值;而新城组群居住地和就业地通勤距离分别为 19.3 和 15.5km,均大于都市发展区相应平均值,反映出主城区通勤状况优于新城组群,主城区居民就近就业状况优于就业者就近居住状况,而新城组群的居民就近就业状况远差于就业者就近居住状况(表 1)。进一步从不同区域看,“武汉三镇”的通勤距离均较短,居住地通勤距离均小于就业地通勤距离。其中,通勤状况最好的是汉口片区,其居住地和就业地通勤距离分别为 7.8km 和 9.8km;其次是武昌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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